“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这样一本书，在清末至民国间广为流传，被青年毛泽东评价为“通国学”的入门书。这就是由晚清重臣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是曾国藩为方便自己简练揣摩，在《经史百家杂钞》基础上选编而成的精简本。该书内容涉及上古至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体裁可分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和杂记11类，包含48篇文章。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由岳麓书社出版的《经史百家简编》，对书中各篇都做了题解分析，按段做了简明注释，并逐篇翻译成明白晓畅的白话文。

饱含学术志趣与对后辈的关爱

曾国藩一生勤于治学，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参加京师会试，便立意在科举俗学之外读书治学。他自称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1838年中进士后，曾国藩供职翰林院，积极研治经史、诗古文辞。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诚能日日用功有常”，才“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不仅自己勤于治学，而且非常重视家中子弟读书学习，经常亲自传道授业解惑，并编选教材。1841年，他在教九弟曾国荃读书时，为九弟编选了3本内容侧重于科举考试的古文教材，选文分3种，一种是“可以传世无疑者”，一种是“利于乡会场者”，一种是“宜于岁科小试者”。

同年12月，他还想选编一部内容倾向于学术性的书，选文也分3种，一册是“初学必读之篇”，一册是“千人共见之技”，一册是“历劫不磨之文”。经过长期酝酿，1851年，曾国藩产生了编两部书的想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曰‘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就是后来的《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1860年春，《经史百家杂钞》编选完成于安徽宿松军营中。

“因思余所编《经史百家杂钞》，编成后，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为了便于自己简练揣摩，《经史百家杂钞》编选完后，曾国藩认为所选文章太多，需要编一个简本，选文50篇，“以备朝夕吟诵，约而易守”。他列出目录，每类选“经”一篇，“史”及“百家文”3篇，“凡十二类，共四十八篇”。之所以是“十二类”，是因为“传志”分上下两类，实际上仍是11类。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前后《赤壁赋》是两篇，《九歌》有11篇，《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之《轮人》《舆人》《梓人》《匠人》是4篇，实际上选文共62篇。

1860年4月，《经史百家简编》编完。随后，曾国藩就抄了一本赠送给曾国荃，希望“同受温故知新之益”。第二年4月，曾国荃重抄了一本寄给曾国藩，请他“改错字、明句读”，并希望他3天完成。因为军事形势紧张、公务繁忙，曾国藩拖延了一些时日才完成。至于圈校完后的为书作跋，直到此年8月才完成。曾国藩对所选文章划分章节、校正错讹、评点得失，意在“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因此，这本书也饱含了曾国藩对后辈的拳拳深情。

选文和体例深受《古文辞类纂》影响

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师，在清代影响很大。曾国藩十分推崇姚鼐，将他列入圣哲之列，并说“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是一部著名古文选本，对清代的文学创作、文体观念等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

《古文辞类纂》共选有700多篇文章，时间跨度从战国到清初，各种体裁、类型都包括其中。曾国藩很喜欢读，但是他认为这本书还存在不足，“国藩服膺有年，窃见其中亦小有疵误”。

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曾国藩讲述了自己对《古文辞类纂》的不同意见，一是分类，“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二是不选六经之文，曾国藩认为，六经是文章之源，而“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因此，对姚鼐所编作品的不满意，是促使他编选《经史百家杂钞》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史百家简编》在选文上与《古文辞类纂》有较高的一致性。《经史百家简编》虽只有48篇，却与《古文辞类纂》有29篇相同，约占全书的60%，其中唐宋八大家之文有20篇。可以说，两者在选文标准、审美上有一定相似性。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不仅嗜好读韩愈的文章，而且在所作《圣哲画像记》中将韩愈列入所选圣哲之列。曾国藩认为，韩愈各种文章体裁都擅长，故《经史百家简编》选韩愈文章涉及7类12篇，占全书四分之一，也就不足为怪。

贯穿“尊经重史、经世致用”的思想

曾国藩深受湖湘学风影响，考中进士后，并不是一味醉心辞章钻研，而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意在报效国家。姚鼐认为学问有三，即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将经济从义理之中分离出来，认为学问有四，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

那么，什么是经济？他很早就指出：“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那么，如何研究经济之学？他给自己列了两本学习书目，“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后来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这就更加清晰地表明他所说的经济之学的内容，事关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

晚清以降，清朝国力日益衰弱，内忧外患。作为既有中央工作经历、又有军旅经历的大员，曾国藩文人武职，密切关注时局，非常重视军事，留意战史。他的忧国忧民之思、经邦济世之念，深深融入了文章编选之中。

《经史百家简编》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尊经重史、经世致用的思想。一是以六经为文章之源，除“传志类”外，每类文章，开头所选的都是经书之文；二是辑录了许多史传文章；三是创设“叙记”“典志”文章分类法，选取有益于治国理政之文。所选“典志类”主要是“记政典”的文章，即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记载治国的典章或制度的文章，事关为政治国；至于“叙记类”，所选主要是记事的文章，具体来说，记的多是战事，如《左传·秦晋韩之战》《通鉴·赤壁之战》和韩愈的《平淮西碑》。四是摈弃了许多不切实用的文章，在分类上没有姚鼐《古文辞类纂》所设的“赠序类”，这种文体应酬色彩明显，多无病呻吟或违心谄媚之作，因此曾国藩对此类文章不以为然，曾说“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青年毛泽东视《经史百家杂钞》为“通国学”的入门书，认为“统道与文”，优于《古文辞类纂》。显而易见，青年毛泽东看到了《经史百家杂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曾国藩精选而成的简本《经史百家简编》，亦是值得今人学习研究的国学著作。

（来源：《旗帜》2024年第3期；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社）

( 编辑：王馨悦   送签：王馨悦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