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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超大城市基层平安建设能力

邹东升
来源:旗帜网2024年07月09日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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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治理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增强乡镇(街道)平安建设能力”。可以说,基层平安建设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治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平安中国建设战略、方针与政策在祖国大地广大基层的落实效果。

提升超大城市基层平安建设能力对于平安中国建设意义重大

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超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是发挥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提升超大城市基层平安建设能力对于打造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22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中国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增至10个: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按城区人口数排序)。以重庆为例,该市土地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拥有38个区县、3000多万人口,体量上堪称“超大”。这样的超大城市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超大城市特征”:人口规模庞大、城市构造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在现代化治理与发展过程中,需要考量和权衡的因素相对较多,对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多样化提出更高要求。

基层治理是党和政府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提升超大城市基层平安建设能力需要在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中,在寻找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缓解基础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困难、夯实平安建设之基。

坚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今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10周年,也是开辟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10周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安全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是平安中国的“更高水平”治理目标,这就要求平安中国“更高水平”的治理主体需要从政治高度、整体高度、全局视野统一部署规划。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有底线思维,要有风险防范意识。平安中国建设要一体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学笃用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总书记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专项治理有机结合,迭代升级工作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中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完善决策机制,重大政策特别是涉民生政策出台前要进行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实施中出现问题要及时调查、果断处置。《中共中央 国务院威廉希尔体育_竞彩篮球投注app-【中文*官网】: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2020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主动创新群防群治组织发动模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平安屋”建设。通过盘活全市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医院的门卫室以及便利店等资源,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开展24小时值守,在群众遇到紧急状况、需要帮助时提前介入,为公安机关出警处置赢得宝贵时间,形成了一种基层协同治理的新模式。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正在整合数据资源,大力推进城乡数字融合发展,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平安建设,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全域加快构建“一中心四板块一套网格”的智治体系,努力实现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的镇街全覆盖。深入实施“党建扎桩、治理结网”,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网格化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南京市社会治理领域一张亮丽名片,党的领导优势在网格得到巩固和延伸,社会矛盾风险在网格得到防范和化解,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根基更加牢固。

提升超大城市基层平安建设能力需要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走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不仅面临传统安全的威胁,还需要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兴风险治理成为亟待关注的新治理议题。

在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中,正确把握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特征与挑战的时代新面向。需要清醒认知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的四大特征:表现形式的陌生性和非预期性、作用效果上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影响后果的极端性以及公共风险属性。

超大城市新兴风险治理需要应对三重挑战:在理论层面上,传统超大城市风险治理理论范式无法解决超大城市新兴风险治理问题,难以满足新兴风险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和多视角、多元化、系统化、集成化的研究需求。在制度层面上,超大城市新兴风险治理的顶层制度建设和法律约束对防范化解新兴风险至关重要,然而,目前面向超大城市新兴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在实践层面上,新兴风险认知存在群体分歧、重视不足和共识缺乏的问题,技术治理方式无法适配当前和未来超大城市新兴风险防控的快速发展需求,亟待完善重大新兴风险的监测、评估与防控体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新兴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实现超大新兴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编辑:闫奕   送签:闫奕   签发:钟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