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安徽桐城文化繁荣兴盛，人才辈出，走出了200余名进士，孕育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其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宗旨，“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门径，至今影响深远。深入了解桐城派历史演进过程，总结其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有重要的价值。

安徽名人馆中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塑像。

以文载道

桐城派治学，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以文载道”的学术精神，倡导“义法”理论。清代知识分子强调文道合一、言之有物。桐城派鼻祖方苞开风气之先，提出“义法”之说。“义”即言之有物，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言之有序，指文章的文学形式。方苞强调内容与形式要统一，内容决定形式。

桐城义法的提出，植根于儒家学说的核心命题。首先，义法理念溯源于经史原典。方苞汲取《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描述，“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他宣称古文根底于六经和《论语》《孟子》，而“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义法理念赓续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家的“文以载道”思想。唐代韩愈提出“文者，贯道之器也”，主张通过文章接续儒家道统，阐发儒家道理，为事而作。方苞和韩愈虽异代而生，但是桐城派的崛起本身就是唐代古文的再次革新与精神接续，其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最后，义法理念可接续清人弘扬程朱理学的运动。相比于陆王心学，程朱理学推崇实际、崇尚经世，成为清初推动社会重建的救世良方，也迎合了康熙时期“崇儒重道”的国策。方苞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是在尊古中求解放，开创出新局面，故能吸引广大学者、士人纷纷效仿，康熙也称“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

桐城派以“义法”为根基，但思想理念和实践决不陈陈相因、抱残守缺，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在延续中不断自我更新、开放包容。姚鼐集桐城派之大成，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姚鼐治学，注重崇尚义理的宋学，但又能采考据学之长。他说义理、考证和文章都是“天下学问之事”，“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主张治学当以宽容心态采纳诸家学派之长。他的学生陈用光说：“本朝之有考据，诚百世不可废之学也。”将考证混融到学理之中，体现了桐城派在包容中发展的趋势。被赞誉为中兴桐城派的曾国藩则在兼容一路走得更远、更有代表性。曾国藩治学，推崇姚鼐，但又有所发展，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的倾向更加强烈。这无疑是桐城派士人对晚清历史大变局的学术回应。

以文经世

桐城派从兴起、发展到中兴都贯穿着相对一致的理念，即坚持程朱义理之学，坚持为文经世，不断调整思想，主动回应不同阶段的“时代之问”，实现与时俱进，生生不息。桐城派的士人群体积极践行以经世为理念，以民本为关怀，勇于将抽象的学术理念和道德追求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

桐城出身的清代名臣张英就是典型。康熙创设南书房，张英是最早入值南书房的两人之一，“凡诏旨密勿，时备顾问”。张英主张学问以六经为根底，为人忠实，注重修身齐家。他借助内廷近臣之特殊身份，通过为康熙讲解经史，深刻阐释儒家“仁政”“民本”“大一统”等思想学说，将儒学理论转化为治国理政的经世之学。他遵循儒家治国理念，讲求正君心、得君行道，主张要安分、不结党、尽心于大臣之事，对清代官德建设影响深远。

张英之子张廷玉也是清代名臣，历事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赞襄机务，慎重周详。张廷玉为官，主张事贵慎密，为官要廉，为政要勤，深得三帝信赖。史称，张廷玉经常在乘轿子上下班途中披览文书，回家后也秉烛办理公务。有的时候已经睡下，突然想起有公务办得不妥当，就立即起床改正，被雍正誉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张英、张廷玉父子的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与实践，是桐城士人经世济民的楷模。

方苞有“布衣宰相”之称，为学为人，深受张英影响。他同样主张学以致用，强调“无济于用者，则不学也”，“所以备天下国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遗也”。方苞曾因文字获罪，被卷入著名的《南山集》案。关押刑部监狱期间，他奋笔直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狱中杂记》，用简洁有力的语言痛斥了当时司法制度的种种弊端。方苞因文章而受到康熙的赏识，被赦免后，奉命以白衣身份入值南书房。方苞虽然经历个人沉浮，但不怨天不尤人，不改胸怀天下的本色，撰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涉及财赋、荒政、边政、吏治等。后人称方苞“于国计民生大端，竭诚献替”，“所持议皆切中利害”。

嘉庆、道光以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桐城派士人忧心时局，主张顺时应变。方东树提出“君子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姚莹以“慷慨好义，志在经世”著称，他在考察西南边疆基础上撰写出《康輶纪行》，全面分析西南形势，建议政府加强边疆防务。鸦片战争爆发后，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积极备战，抗击外敌，故英军“五犯台湾，不得一利”。此后，他被诬陷而革职，仍称：“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稳定咸丰、同治政局的中流砥柱，其弟子薛福成说：“盖自公始进于朝，即侃侃言天下大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厥后出膺重任，于天下大事，益无所不陈。”

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近景。

以文化人

桐城派传承二百余年而不绝，自我延续、更新、开放是关键，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桐城派教育以成德为先，以急天下之务为首要。

桐城地区私塾遍布城乡，文脉得以传承。据《桐城耆旧传》记载，清代桐城“城里街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形成一派浓浓的读书氛围，源源不断为国育才。桐城派的学问与精神也通过学者讲学辐射全国。有清一代，桐城派参与书院讲学者达到数百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乾隆、嘉庆年间，姚鼐先后主持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处讲席40余年。时人称：“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士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

桐城后学吴汝纶辞官后，在河北莲池书院讲学，学风开明，“河北风气，因以大开”，培养出大量人才。1902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回乡创办桐城学堂，并题写匾额“勉成国器”，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在晚清巨变之际，大胆提倡中西学并进，大力普及教育。“勉成国器”深刻昭示桐城派的教育理念，与当今教育引导奉献时代与国家、不以趋名逐利为务相契合。

桐城派尤其重视德行教育，努力将德教具体化和生活化。张英一生谦虚忍让，他说“天下事，受得小气则不至于受大气；吃得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劝导子弟“谦冲小心”“乐闻规劝”。张英有这种理念，才会写出：“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才能留下各让墙垣三尺的佳话。这种谦让的品德，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文化特质。曾国藩强调，“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以当官富贵为家训，而以国家多一积善之家为幸。

崇文重教，向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城派治学追求以文章经营家国之事业，以教育传承文明之薪火，延续了中华文化“知行合一”的传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桐城派的思想和实践，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的典型代表，既有一地一域的重要意义，也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同时，桐城派文化中“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文化内涵与六尺巷的和谐礼让文化交融相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来源：《旗帜》2024年第11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 编辑：孙丽   送签：孙丽   签发：钟鸣 )